对刑讯逼供民警追刑责,“廖海军案”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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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

在诽谤案件的情况下,它主要是链条上的错误叠加。只有真正的逐项调查和逐项问责才能在完整意义上实现正义。

据“新京报”报道,近日,唐山辽海军警察和刑警队长张宝祥因涉嫌逼刑逼供,被转交唐山区北区监察委员会审查起诉。一些媒体称,这是第一起公开披露的酷刑逼供案件。

辽海案是一个古老的案例:1999年1月17日,唐山迁西县的两名女孩被杀,17岁的廖海军被确认为谋杀嫌疑人。 2003年,廖海军及其父母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掩盖罪判处无期徒刑和五年徒刑。在2018年8月9日,法院判处三人无罪。

值得注意的是,廖海军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收到了诉讼权利和义务的通知。调查的依据是警察张宝祥对其父亲廖佑逼供的法律责任。据媒体报道,张宝祥仍是廖友的同班同学。

近年来,许多旧案件得到了恢复,并且还有许多因各种原因被调查的罪犯案件。然而,很少指出像廖海军案一样谴责案件的这种明显案件。刑事责任更具标志性。

事实上,早在2016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就强调,有必要调查对酷刑逼供所引起的供认和供认的司法责任。同年修订公安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还提出,如果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曾经过酷刑,伪造证据等供认,故意造成执法失误等,相关负责人将会对执法过错责任进行认真调查。

然而,在实践中,采取酷刑来逼供是非常罕见的。主要原因是问责机制滞后。在廖海军的情况下,近20年前报道了酷刑的供词,但直到无罪开释才被宣告无罪。时间过去了,证据丢失了,事实很难恢复,而且可能会受到法定时效的影响。此外,对于通过酷刑逼供的案件,公安检查员系统是第一个开展调查的人,也可能受到干涉和限制。

更重要的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一些调查人员有着根深蒂固的信念和信念。他们认为,通过酷刑逼供是对处理案件的必要措施。因为“工作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抵抗不难想象。

但是,根据“强调证据,供认自白”的原则和“从无怀疑”的原则,对酷刑逼供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今年2月,最高级别的检查和发展《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提出“在重大案件调查结束前建立审讯合法性的核查制度”,并着重于审判程序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负责处理辽海军案的警官张宝祥被追究刑事责任,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辽海军案具有其特殊性。其父母已去世,并且从法庭通知中,调查的依据是他父亲廖佑的酷刑逼供。这主要是由于廖友的伤情,医院病历以及唐山市人民检察院的核查结论,也为启动责任提供了“确凿证据”。

但是,并不缺乏普遍的启示:调查虚假和错误案件的刑事责任取决于证据,而不仅仅是受害者的投诉。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关注双方的证据。首先,处理案件的警方应注意“自我证明证据”,以确保记录和记录整个审判过程,并且外部审计也应使用执法记录器;第二,犯罪嫌疑人人们注重固定,保存和收集证据。

这可能在过去遇到很多困难,但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嫌疑人的“知情权”和“律师在场的权利”首次得到澄清。这意味着通过酷刑勒索忏悔将不再是上帝不知道的“幽灵”。

严格追求酷刑逼供是对错误和错误案件最有效的“恢复”。在诽谤案件的情况下,它主要是链条上的错误叠加。只有真正的逐项调查和逐项问责才能在完整意义上实现正义。通过严格的问责制,也可以找到漏洞,明确界定界限,改善刑事诉讼程序,提高司法公正。

从这一点来看,“辽海军案”是一个突破。随着类似案件的出现和法治环境的改善,未来的“追究责任”问题将得到进一步解决,进而建立规范的问责制度。对于司法人员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通过酷刑来预防逼供不是为了限制和限制司法人员,也不是为了激励案件的处理,而是为了强调依法处理案件,从根本上保护司法人员免受责任。

□叶竹生(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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